尋覓．微笑．遇見．王老王

　　我經常覺得，每個人小時候都會是天真的自由意志主義者，等到大一點時，或多或少都會被規訓成社群主義者。畢竟太過堅持自由意志，很容易就會經常性地被戴上不忠、不孝、不義的帽子（看是跟哪一個群體不合，囧）；長此以往，要是沒有一點社會的資本、頂撞的韌性、堅強的心靈的話，對自由意志主義者來說，是負荷不來的。身處在這社會中，我們或多或少都在追求認同，而這種認同有時必須付出自由意志來做為代價，無論我們願不願意。因此純粹的自由意志主義者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會被規訓為社群主義者；而其中的儀式，就是知道自己在吃人肉，可是也要含淚嚥下的處境。

　　在生活中，我們尋求認同，然而這不一定會導向真理；尤其那真理虛無飄渺，而我們不能捉摸。這時，我們尋求的就不會是那個教我們做出什麼正確決定的人，不是那個會理性分析引導我們想法的人；而是會跟我們犯相同錯誤、做相同抉擇、走相同方向、有共同生命經驗的人。人在此時，都會變成社群主義者；因為渴求支持或擁抱，生活在這世界上的一種連結，只是所在圈子或大或小而已。

　　但我一向覺得這種狀況很危險，危險的原因在於，如果我們的眼光太過狹隘、思想太過偏激、成員太過同質，我們就會被控制，被過度單一的信念所控制。因為在追求這些擁抱的同時，我們會開始服從，服從在那些小圈圈的社會結構中，被影響著，開始無意識地因為追求這些圈子裡的認同、價值與共同利益，而對圈子外的他人產生敵意，甚至攻擊傾向，而失去了彼此理解的可能。

　　像是當社群主義走得極端一點時，就經常性地會走向了國族主義，而族群議題，在台灣向來都導向了「統獨」論戰，經常性地掀起衝突的主因。但若真硬要討論「獨立與否」問題的話，身為一個雲林人，我倒是從小就想支持雲林縣獨立啊，囧。而我的理由如下：
　　小時候，我希望雲林縣可以獨立，因為我生長在那邊，而我無法想像別縣市的人跟我有什麼關係。長大了一點，來到台北求學，我還是希望雲林縣可以獨立，因為我受不了大部分人的台灣地理觀，都是走過了彰化，直接跳到嘉義；彷彿雲林沒什麼好提的。後來開始工作，我更希望雲林縣可以獨立，因為知道了他媽的六輕蓋在雲林縣那邊，拼命地跟當地居民搶水、搶地、搶資源，還不時地放火、放毒、放污染。而該死的，六輕一年上繳的營業稅，400億元左右的稅款，是給中央政府，經過統籌分配後，雲林縣只能分到零頭中的零頭，大部分都是分給了中央、天龍國跟其他重要城市去做規劃（或揮霍？）。雲林縣府唯一可以直接拿到的是房屋與地價稅，約20億元左右。以一個工作在台北，連去日本都覺得比回家方便的雲林遊子來說，真的非常希望雲林可以獨立，雲林縣每年要是多了400多億的稅收，花個幾年蓋機場應該都可以了，不用管高鐵到底通不通車orz。而且說真的，若要論到自給自足這份上，則我要說：開什麼玩笑，我們雲林可是要山有山，要海有海，要農業有農地，要吃魚有養殖，要工業有六輕，要講國際化，有外勞跟新移民，要搞文創，還有個歷史悠久的霹靂布袋戲咧。 (Mur：要講社團組織，也有黑道啊～( ￣ c￣)y▂ξ)

　　但雲林縣能不能真的獨立呢？我想應該不行。不只是實際層面上的不可行而已，而是在這樣的邏輯下，麥寮人大概也有點想獨立了，囧。再偏一點，六輕人，自己買個島，他們也可以自成一國了，還可能不用繳稅，反正是左手付右手錢而已。只是這樣，再推向極端一點，我們又回到孤身一人了嗎？又是一個想要離群索居的自由意志主義者而已了嗎？然而，這不會是社群主義者的想望，社群主義者守護的是認同，一種共享的價值體系，而一旦這種價值體系被建立了起來，在某種程度上，會讓他們趨於保守，服從現狀，服從到即便知道自己在享用他人辛苦耕耘的血汗，而自己卻毫無付出的狀況下，他們也不再抱持著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憤慨，而學會悶聲不吭。因為他們共享著認同、並認同這種共享、而這是他們得以凝聚的主因，活著的依恃。

　　他們或多或少都知道，一個人無法生存，即便再掙扎也無濟於事；除非被逼到了絕路上，否則談「獨立」似乎太傷感。所以雲林無法獨立，而我似乎也不那麼怨懟台北人，不那麼怨懟整個族群；因為我在台北生活了十年，我的生命從雲林走了出去，認識各式各樣的人，組成不同的生活圈子。遇到了很多人，與他們相處相與、交心交陪，學會他們的語言、享用他們的資源、接受他們的關懷，被他們馴養著；儘管其中有好有壞，但我的生命經驗，卻已經不只是雲林縣相連，而是與那些我遇到的人串在一起，我需要的支持與擁抱，也包含了他們的理解與認同，似乎也不再是憑恃著單純身為雲林人的信念就可以滿足的了。

　　那就是我。那就是一個經過規訓而共犯地啃食著他人豐碩成果的矛盾社群主義者。

　　因此我常常覺得在Michael Sandel的課程中，吃人肉的那個例子要比電車的例子來得更貼近社會現實。因為討論電車駕駛人是否可以有殺一人救五人的權力時，我就曾覺得那是個荒謬的案例與景況；我們可以安然地討論身為電車駕駛人時會做的抉擇，卻無法接受自己把一個無辜的胖子推下天橋，只因為那是直接用我們的手執行。我常因此覺得人類虛偽。若我們自認自己有決定他人生命財產的權力，卻又經常置身事外地來看待整個事件的話，那是我們太膨脹自我、自命清高、甚至撇清自我責任與慾望的一種狀況。

　　在這個社會中，我們做出的抉擇經常性地、經常性地，無論有意識或無意識，都會以自己的價值觀作為前提，而這種前提會讓我們忽略了所有的抉擇都可能是基於自己的認同、利益、與優先價值觀念下所做出的，並也連帶地忽略了那些會因此對別人造成傷害的可能性，無論我們有意或無心。我們服從我們自己的價值觀，那是自主性的由來，Michael Sandel口中的康德可能這樣說。但我們自己價值觀的形塑過程，遠比我們自己所能想像出來的理性過程要更複雜；起碼這不會是全部基於我們自己的自由意志上。

　　在國族上，或許有時我們會被愛國主義或地域主義控制，但在生活中，有時卻可以從我們所接觸的其他個人身上，取得另一方面的平衡。我們在不同角度中，以不同的姿態，扮演不同的角色，希冀當時周遭的人認同。這是我們可以理解他人的方式，也是理解自己的方式。我們或多或少地，在不與他人起衝突、與他人相伴、尋求認同的諸多前提下，成了多樣化的社群主義者。即便這種多樣化的過程，讓我們必須輪流地、知悉地、含淚或漸漸無感地啃著不同區域、不同階層的人肉與血汗，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