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地看完了這本書，
想找到一些如何走在哀傷這條路上的解答，卻沒有找到，
而仍是被迫要回答一個身為紀錄者最難以回答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問出口？
問那些可能最嗜血的問題？
『...這起事件是否有所謂的真相？至少，我個人是存疑的。 尤其根據這一年多來的採訪經驗，每人的記憶與說法都有所出入。 所以，到底什麼是「真相」？就算有的話，我能像李昌鈺一樣，僅憑著一些不完整的記憶碎片，拼湊出完整的事實嗎？
但真正教我猶豫的，是郭榮祥的角色。這些年來只要提起油症，所有媒體都會找上他--因為惠明師生吃的米糠油，是他負責採買的。「懊惱」、「悔恨」「自責」，是記者形容他時常使用的字眼。我雖然不認識他，卻不難想像此事帶給他的衝擊與影響。我常想，若是見到他，逼得他不得不去回憶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會不會太殘忍了？基於這樣的顧慮，幾次動念想去找他，卻遲遲沒有付諸行動。...終於在卓老師的背書下，他同意跟我談談。
溫文儒雅的他已經七十多歲了，但看上去頂多六十出頭。他說，不知道能否幫上忙，時間過了那麼久，很多事情已經不太記得了。不過我會盡可能回答你的問題。你想知道什麼？
他倒是先把我問住了，我想知道什麼？說真的，我最想瞭解的，不是他對事件始末的描述，或是透露什麼不為人知的秘辛，而是自責甚深的他，這些年是究竟怎麼撐過來的？只是如此嗜血的問題，我怎麼開的了口？...』
～摘自陳昭如，被遺忘的1979--台灣油症事件30年，pp.182-183
我經常覺得觀看或探問他人的哀傷，是一件很殘忍的事。
所以有時我掙扎著卻不願前進，
不確定我是否能問出那些需要技巧才能一針見血又不傷心的問題。
不問、不答，然而即便只是觀察，
我都有些疑惑。
「觀看本身就是一種傷害。」我說。「妳不覺得嗎？老師。」
可是我很尊敬的一個社會學老師說，這些都是妳的哀傷啊。
不是那些人的。
妳要去克服那些妳自己的哀傷，不是那些人的。
我還要想想，多想想。
但我想，老師應該會叫我多行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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